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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稽古探源】中国玺印探源  

2011-10-18 20:58:45|  分类: 稽古探源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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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稽古探源】        中国玺印探源        ◎尚古玉

 

摘要:中国制用玺印的历史久远,既不是通常人所说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,也不是一些人所说的起源于夏商周三代,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源于古印度印章。作者根据古玉玺藏品进行考证,识其玺纽形制类同于史前文化玉雕,其玺文刻字又近似于新石器时代陶文字符,证明中国玉玺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制用,因此可说,中国玺印应起源于史前的新石器时代。

关键词:玺印;符玺;玺书;玺节;印信;封泥;铜鉨;陶文;印章

一、玺印起源说

中国玺印起源于何时?古来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细究之,大体可有四种观点:一说始自史前的三皇五帝时代,二说始于夏商时代,三说始于春秋战国时代,四说源于国外的古印度印章。

第一种说法,即玺印始自史前的黄帝或尧舜的说法,出自东汉时的两本纬书《春秋斗运枢》和《春秋合诚图》。如《春秋斗运枢》曰:“黄帝与大司马容光观,凤凰衔图置黄帝前;黄帝得龙图,中有玺章,文曰:天皇符玺。”又曰:“舜以太尉受号,即位为天子。五年二月东巡狩,至于中月,与三公诸侯临观河洛,有黄龙五采负图出,置舜前,入水而前去。图以黄玉为匣,如柜,长三尺,广八寸,厚一寸,四合而有户,白玉检,黄金绳,芝为泥,封两端。章曰‘天黄帝符玺’五字,广袤各三寸,深四分,鸟文。”《春秋合诚图》则曰:“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,凤凰负图授尧,图以赤玉为匣,长三尺八寸,厚三寸,黄玉检,白玉绳,封两端,其章曰‘天赤帝符玺’五字。”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本书称上古“玺印”皆为“符玺”。

第二种说法,即玺印始自夏商时代的说法,古有文献提及,现代又有一些专家予以论证。如古籍《逸周书?殷祝篇》:“汤放桀而复薄,三千诸侯大会,汤取天子之玺,置之天子之座。”此种说法因《逸周书》的真伪而没有定论,有人说此书出自晋代,疑为后人伪作,但也有人说此书确为周代信史。然公认的东汉信史《后汉书?祭祀志》也说:“尝闻儒言,三皇无文,结绳以治,自五帝始有书契。至于三王,俗化雕文,诈伪渐兴,始有印玺,以检奸萌。”明确说出夏商周“三王”时“始有印玺”。但这是古籍的说法而已,至于“印玺”的实物却一直未见。据传20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三枚铜玺,1940年被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刊布于《双剑誃古器物图录》中,并考证这三枚铜玺为“商玺”。后经董作宾、李学勤诸先生进一步考证,确认为最早的“商玺”。

第三种说法,即玺印始自春秋战国的说法,为现当代一些玺印研究专家的观点。此派论者如罗福颐、钱君匋诸先生认为,“玺印”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变革的产物,列国纷起之后,作为国与国之间政治和商贸活动的凭证信物,“玺印”才应运而生。此说援引《左传?襄公二十九年》(公元前544年):“季武子取卞,使公冶问玺书,追而与之。”此事亦见于《国语?鲁语》:“襄公在楚,季武子取卞,使季治逆,追而与之玺书。”论者还引《周礼?地官》:“凡通货贿,以玺节出入之,”“货贿用玺节”;并说这是“玺”字首见于“信史”,所谓殷墟“商玺”,应为商代“族徽”,并非“玺印”。如汉蔡邕《独断》也说:“玺者,印也;印者,信也。”似乎“玺印”就是“印信”。此种说法列举战国出土的“封泥”和“铜玺”作为论据。

第四种说法,即源自国外的说法,是比较国内外印章的出现时间而言。印农《中国印》说:“中国古玺的起源,就现存的实物而论,当在商末周初。……大约在纪元前一千三百多年以前,华夏祖先就开始使用印章,并表现出璀璨丰富的印章文化,而在世界各地印章文化都伴随着社会文明的形成一同产生发展,在美索不达米亚、西亚北部、古埃及、古印度与波斯湾地区,他们最早印章的出现还早于中国三千多年。”相对于春秋战国的“封泥印章”,乃至“商玺”,而国外“印章”的出现,实在是太早了。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,即距今4600年前,古印度的哈拉帕文化遗址发现了1755枚石质印章,可谓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“印章”,比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早了2000年,比商代也早1000年。所以,此派说“印章”源于国外,从西域传入中国,这实在令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汗颜,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?公元前2600年,相当于中国的“五帝时代”晚期,虽然“纬书”说此时的尧舜、甚至更早的黄帝已有“符玺”,但毕竟没有实物佐证,可信程度似乎不大。

二、玺印起源辨

综观以上四种说法,虽各有一定道理,但仔细研究也都有不足之处。

第一种说法,道出了玺印起源甚古。语出汉代《纬书》,也算较早的“符玺”记载,至少在汉代已知传世甚久而不可考,因而上溯至三皇五帝。而几种书均称之“符玺”,与后代所言之“印玺”迥异,似有一定根据。因系“天帝符玺”,不免附会上“黄龙负图”、“凤凰负图”,以证受命于天,这在当时亦属正常。但此说在现代看起来,似乎有点迷信色彩,可信度也就打点折扣了。

第二种说法可信度较强,但也有不足之处,即所谓“商铜玺”印面所刻类似图案,不太象文字,硬说是“玺印”有点勉强。而且,由字源看“玺”为玉字偏旁,初期的“玺”应为玉石制品。还有“土”字旁的“坏”和“玉”字旁的“珎”,说明古“玺”应有陶土和玉石质的,好象新石器时期就有“玺”了。至于铜质的“玺”,一般铸刻为“鉨”或“鉩”、“鈢”,实为商周青铜时代制品。相对于新石器时期的玉石质的“珎”或“玺”,此青铜“鉨”当为后起之物,“商鉨”之前还应有更古之“玺”,只是目前尚无证物罢了。

第三种说法虽有“封泥”、“战国印”实物为例,但将春秋战国“印玺”定为最早的“玺印”,即把“印玺”的风行期视为“玺印”的诞生期也有些不妥。原因是论者的观点有点偏狭,即认为“玺印”的功能仅在于用作外交或贸易“凭证”。固然,春秋战国以后,“印玺”多用作列国之间政治经贸活动的凭信,但此前的原始宗教和氏族宗法盛行的上古时代,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(《左传?定公三年》),“玺”是作为标志氏族图腾和权威符号的“符玺”,其功能主要用于祭神祀祖的礼仪活动,其次用于天子征召诸侯的朝觐和征伐活动,即代表神权和王权的所谓“符玺”,而非后世列国之间作为信用凭证的“信玺”。两者的明显区别在于印文形态上,春秋战国时期用于“封泥”的“印玺”,或秦汉后的“印章”,印文均为反字,抑盖出来才是可识的正字;而“符玺”,或用于祭祀,或用于随葬,或用于征召,均是作为象征神权之物,而绝不用于抑盖印信,所以印文均为正字。古玉玺的印文,如同古铜器上的铭文,纯粹是为了“铭刻纪念”,《礼记?祭统》说得清楚:“夫鼎有铭,铭者自名也,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。”

到了春秋以后,宗法权威减弱,天子地位下降,列国各自为政,各国之间为取信于对方,不得不借用“印玺”作为凭证,先是抑盖于竹书的“封泥”,后又印盖于布帛和新发明的纸张上。于是,随着用途的改变,印文也变正字为反字了。所以,我们不能用春秋战国以后“印玺”的用途反推否定以前“符玺”的存在,更不能据此论证“玺”源于春秋战国时代。迄今所见春秋战国玺印,其印面多为鸟、兽、虫、鱼形象,即后人所称的“肖形印”,其印纽也往往是动物类的“兽纽”,这些造型并非现代人心目中的艺术形象,而是古时崇祀的象征先祖神祗的“图腾”。这些“图腾符玺”并不用于抑盖印信,而是用于祭奠或佩带,以祈佑或辟邪。此类“符玺”后代也称为“神印”,特别是道教中多用作表达神意、保命护身的法器。

如《道藏·道法会元》中的《雷霆都司符玺》曰:“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飞仙五岳丈人,其符玺皆玉为之。黄帝得之佩印登天,雷公风后二君得之相继仙去。”在《魁台宝玺式》中又言:“斯印在处,将吏护持,久久行持,鬼神不敢正视,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庙,城隍社令悉来迎拜,宜佩受之,以求灵焉。”《道藏·道法会元》卷五十七中称:“紫光丹天之文……可奏上帝……可印符箓牒状。其有投江河中,起龙发雨,印牒请风,能使舟航快急、发雷电,请晴雨雪、照千百殃出,感动天地神明,役风使雨,驱除神怪,诛斩妖魅。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。”葛洪《抱朴子?登涉篇》亦曰:“古之入山者,皆佩黄神越章之印……血食恶神,能作祸福者,以印封泥,断其道路,则不复能神矣。”

虽然后代的“神印”不一定和上古“符玺”形制相同,但我们可由此知悉“古玺”的用途,特别是“玉玺”,所谓“以玉事神”(许慎《说文解字》),古人是用来祈神保佑的“符玺”,并非象后代用于交易凭证的“印信”。所以,我们不能用后世的用途来断定前世无“玺”,正如历史上曾有的“三代无印”论。

元代吾丘衍《学古编》云:“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,此大不可,盖汉世印文不曾如此,三代时却又无印,学者慎此,《周礼》虽有玺节及职掌,辨其美恶,揭而玺之之说,注曰印,其实手执之节也,正面刻字,如秦氏玺而不可印,印则字皆反矣,古人以之表信,不问字反,淳朴如此。”吾丘衍看出“玺”与“印”之别,即“玺”刻正字,而“印”刻反字,由此而言“三代无印”,却也没否认先前“秦玺”的存在。但说“玺”为“节”则不对,因为“玺”为玉制,而“节”当为竹木制做,形状也大不相同,非为一物也。也可能周代时将“玺”镶嵌“节”上,而合称“玺节”,但更早之前,“玺”应单独存在。比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所说的“追而与之玺书”,此“玺书”便应是“玺字”,或可理解为“盖玺文书”,而绝非“玺节”之类。

唐杜佑《通典》说:“三代之制,人臣皆以金玉为印,龙虎为纽。”可见唐人认定,“玉玺”夏商周三代时有之。清代的潘祖荫也说:“自三代至秦皆曰玺。”卫宏《汉旧仪》还说:“秦以来,天子独以印称玺,又独以玉,群臣莫敢用也。”可知秦以前以玉制印而皆称“玺”,秦以后方改称“印”,并且除皇帝用“玉玺”外,其他人都不能用玉制“玺”,而只能用金属或其它材料制“印”了。如皇后用金印,诸侯用银印,大臣用铜印等规制。所以,不能以后代“印”的制法和用法来推断古代“玺”的起源。

正确的探源方法应该是:考察文字和刻字的起源和发展,以及用于雕刻玉石而形成“符玺”的历史。目前我国关于玺印起源的研究,有一局限,似乎以铜印出现为标志。其实,根据世界考古研究,人类文明发展轨迹,石器时代远早于青铜时代,而新石器时期的玉石文化也早于金属文化。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与此相类,如世界文字的起源,西方公认是6000多年前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泥陶文楔形文字,然后是古印度石刻印章文字和古埃及石刻圣书文字,其后才是青铜器铭文及铜印文字。

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之一,文明及文字的发展规律与世界几大古国相似。经近些年考古研究发现,距今9000多年前的贾湖文化遗址的石头和龟甲上,已出现刻划字符,可以说自9000多年前的贾湖石甲字符至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,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时期。贾湖字符可能仅算是文字雏形,但到晚些时候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大地湾陶器刻文,文字已基本成型。在夏商之前的新石器时期,已发现数千个陶文字符,其中不重复的字符有几十种,而大多都是各地重复使用的通用字符,由此可说是约定俗成的定型文字。(见图)当然,这些文字的笔画都比较简单,可算一种初文符号。但是,有了这些文字符号,就有产生雕刻“符玺”的可行条件了,据此也可否定“玺”源于国外说。古印度“印章文字”距今只有4600年,比中国的刻写文字的出现晚了5000年,即便是苏美尔陶文,比贾湖字符也晚了3000年,怎么能说“玺印”来自国外呢?

虽然史前石器或陶器文字,与后来商周成熟的甲骨、金文相比,还算不上完美的“语言文字”,只能算是一种初文字符,但用这些初文字符便足以刻制“符玺”,只不过迄今尚未发现出土的实物“符玺”罢了。这里之所以强调“出土的”,是便于明确断代。但非眼见出土的民间传世的实物“符玺”呢,只要具备时代特征,也应该可以断代。正如于省吾、董作宾、李学勤诸先生考证的商代“铜玺”,实为经古董商转手得之,非为眼见出土殷墟的,也属于民间传世品,但诸位先生比较“铜玺”与商代青铜器铭文的特征,最终形成“商玺”的定论,且传为中国考古史之佳话。那么,更早一些的“古玺”,是否也有传世的实物呢?

笔者答曰有之,笔者便藏有一批史前的古玉玺。

三、史前玉玺考

笔者藏有四百余方古代玉玺,这些古玺系笔者多年搜求所得的传世品,非为眼见出土,但从其古旧成色和形制来看,这些玉玺均为世所罕见的古玉玺。细审其中的一百余方玺印,怎么看也不象汉后玺印。根据玺纽和玺文的特征反复研究,初步认定其中五十余方为春秋战国玉玺,另有四十余方为夏商周玉玺,还有三十余方乃史前古玺也(见附图1)。我们可先行研究疑为史前的这些古玺藏品,倘能断定这些古玺为史前之物,由此可基本断定夏商周之前已有玺印,那么,玺印起源于史前时代的说法便有了实物证据。

古玺的断代研究,可从材质、沁色、工艺和形制等方面来入手,而形制方面又包括玺纽造型和玺文字体。下面,我们对以上各项逐一进行探讨研究。

(一)古玺材质

这批古玺,基本为老岫玉材质,其中一部分为透闪玉石,一部分为蛇纹玉石。这些老岫玉是史前玉雕常用材料,也是中国玉器最早的玉雕用材。如兴隆洼文化、红山文化、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等玉器,通常都用这样的玉材。所以,由玉质上看,这批古玺的材质同于史前玉雕的用材,因此可断为史前玉玺。

(二)古老沁色

这批古玺的外观,大部分包浆厚重,有的表层基本钙化,沁蚀深透,过渡均匀,绝非人工做旧,看去历经沧桑,老气横秋,明显带有饱经几千年岁月的远古风尘,与出土的史前玉雕相比,其老旧成色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由此沁色,可断定这批古玺为史前的文物。

(三)琢磨工艺

这批古玺的雕琢工艺,简洁、粗略,寥寥几道“沟槽纹”,凸显轮廓,并无后世精雕细刻之纹饰,见出远古石器时代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的“琢磨”工艺。“攻玉”之石,一般为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石之类,彼时无金属精细刀具,只能用硬石“琢磨”而成“沟槽纹”。正如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大同《古玉辨》所论:“石器时代原无刀工,故古玉斧、玉铲之类存于今者,未见其有花纹者,可见上古未开化之前,无刀工之可言也。”另外,玺纽雕像身上均有喇叭口状象鼻穿孔,也符合史前玉雕两面钻孔的工艺特征。

(四)玺纽造型

这批古玺,个头不大,高度大都在5~10厘米,因而玺纽也小巧玲珑。其玺纽造型多为原生态动物,如蝉、蚕、蟾、鸟、犬、狐、龟等,基本为小型动物原形,表现为原始小部落的动物图腾形象。其中有几位原始人形象,可能为先祖神像。这些造型同出土的史前文化玉雕一样,均为原始小部落的图腾造型。由此可证,这些玉玺正是表现原始部落图腾标志的“符玺”。可知,最早的“玺”为原始先民崇祀的代表神物的“符玺”,而非春秋战国以后代表凭信的“信玺”。夏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“神徽”,可以说继承了史前“符玺”的图腾含义,但只能算平面的图腾标志,算不上典型意义的“符玺”。因为不管是材质,还是形制,都称不上“符玺”。真正的夏商周时期的“符玺”,笔者也藏有一批,都是玉质的、圆雕的“符玺”,玺纽多为神人、神兽、神鸟、神虫,或者人兽结合、人鸟结合、鸟兽结合、龙凤结合的图腾神像,体现出兼并后的大部落图腾标志,俨然不同于史前的原生态小动物的图腾造型。不管是大图腾还是小图腾,玺纽的造型都是神物形象,可见“符玺”最早应是礼神用品。

在金属冶炼技术尚未出现的新石器时代,先民公认世间最美好、最宝贵的物质,莫过于光彩晶莹、坚韧永恒的玉石。献于神灵享用,或与神灵交通的宝物,惟有“通灵宝玉”。《山海经?西山经》:“是有玉膏,其源沸沸汤汤,黄帝是食是飨……瑾瑜之玉为良,坚栗精密,浊泽而有光。五色发作,以和柔刚。天地鬼神,是食是飨。”《越绝书》:“夫玉,亦神物也,又遇圣主使然,死而龙藏。”因而,象征先祖神灵的图腾,往往是用玉制作的“玉图腾”。史前古玺用玉制作,玺纽便常为“玉图腾”,也体现了“以玉事神”(《说文解字》)的原始宗教文化。《尚书?舜典》:“修五礼五玉。”《周礼?春官》:“以玉作六器,以礼天地四方”,“祀天,旅上帝……祀地,旅四望……祀先王……祀日月星辰……祀山川”;“大丧,供饭玉、含玉、赠玉”。玉器作为部落首领和贵族的祭神礼器,生前用于祭祀,死后往往随人殉葬,体现出“事死如生”的古代葬仪。

古玉玺,便经常是用作殉葬冥器的,如著名的玺印专家罗福颐在故宫博物馆编印的《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》前言中就说:“自来集印者,莫不以传世官印均经古人佩用,今据所知,其实传世者皆明器,殉葬物尔。”我们现在由这些史前玉玺,也可以看出古玺之起源与用途,并非象后代战国秦汉时的“印章”用作交易凭证。如果说玺印有“印信”之意,那古人也是取信于神,而非取信于人。只是到了神不可信、天子无威的战国乱世,“印章”才转用取信于人。

(五)玺文字体

中国最古的文字并非甲骨文,甲骨文距今才3000多年,很多考古学家们都说甲骨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了。那么,甲骨文之前还有什么文字呢?应该是刻写于石器上的“石文”和陶器上的“陶文”。公元前9000年至7000年的贾湖文化遗址,发现石器和甲骨文字符号十几种;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,发现陶器文字11种;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中,西安半坡陶器文字27种,临潼姜寨陶器文字38种(见附图2)。这些早于甲骨文数千年的文字自然不算成熟,或者说只是单纯的字符,但即便仅有字符,也足可雕刻“符玺”了。看这批古玺藏品的玺文,为阳文正字,字体为简笔字符,颇类史前陶文。比如刻有类似箭头的“↓”,反过来看为“个”;还有刻为“⊥”,反过来看为“丅”的。按目前一般玺印史家的观点,最早的“玺”字为 “↓”、“个”(正反看),或“⊥”、“丅”(正反看),表示“抑盖”之意。然后“个”与“丅”合成为“不”,最后基本定型为“尔”。其后,根据“玺”用材料,加上偏旁意符。如用陶土制“尔”则加“土”字旁,写为“坏”;用玉石制“尔”,则加“玉”字旁,写作“珎”,或加“玉”字底,写作“玺”;用金属制“尔”,则加“金”字旁,写作“鉨”、“鉩”、“鈢”。如此说来最早的“玺”字写作“↓”、“个”或“⊥”、“丅”,而笔者所藏古玺的玺文,既有“个”,也有 “丅”,还有刻作“不”的。若依此观点,这几方玉制的玺,可算最早的“玺”,当为“玺”之鼻祖。但以上的观点,是建立在“玺”为“抑盖”意义之上的。倘“玺”字初义并非为“抑盖”的话,那又另当别论了。比如, “↓”、“↑”可解为“下地”、“上天”;“⊥”、“丅”也可解为“立地”、“顶天”。另外,“⊥”在甲骨文中可解为表示先祖神主的“土”(社)或“且”(祖),而“丅”可解为表示祭台的“〒”或“示”,均含有“祭祀”之意。

按说玺纽和玺文应有一定联系,我们看这几方玺文相近的玉玺,若玺文都为“抑盖”之意的话,而玺纽却并不一致,有的为兽,有的为蝉。也可能不同的动物,代表不同部落的图腾,那就应是不同部落的“符玺”。而不同部落的“符玺”,其玺文同为“⊥”或“丅”,应该以表示祭祀的意思为多。这批古玺中的玺文,还有类似甲骨文“亾”或“止”字的玺文,古义又通“亡”或“祚”,均为祭奠之义。另有一方玺文,刻作一个倒立的人形,按照甲骨文解释,倒立的人形就是“屰”字,即“逆”字的初文,意思为死了的人。看来这枚古玺也是祭奠用物。还有一方玺文刻为圆圈“О”,下加两撇“八”,类似“只”字的,颇类台湾高山族古象形文字“人”;反过来看,为下边一个圆圈“О”,上加两撇“丷”,则可能为“鬼”字。原始社会先民崇信万物有灵,天有“天神”,地有“地袛”,人有“人鬼”。《周礼》云:“众生必死,死必归土,此之谓鬼”;“万物死曰折,人死曰鬼。”刻“鬼”的玉玺,肯定是祭奠死人的用品。因此,我们可以知悉:史前古玺很可能源于或用于祭祀,玺纽上的动物图腾和神人像,正是古人祭祀时顶礼膜拜的神灵。若用于随葬,则意味着由图腾神灵导引死者的灵魂返祖归宗。人死而为“鬼”,如有先祖图腾神灵导引,便可升天成神与先祖并列而得享世祀;否则,便成“游魂野鬼”,搅扰生人不得安宁。所以,远古先民多塑图腾形象,生前祭拜,死后随葬。

看这批古玺的玺文,简古难识,只能参考甲骨文,差强猜读。如其中有写作“ニ”的,象甲骨文的“上”字,反过来看则为甲骨文“下”字。有两方“犬纽玺”的玺文字型均作“弯勾”形,大概是“勾”或“句”,即“狗”字的初文。勉强可识的有“狐纽玺”的“豆”,“龟纽玺”的“口”,而“蟾纽玺”的“口”则更象是甲骨文的“丁”。还有一方玺文类似英文“A”的,甲骨文中此字被解为“今”字的初文。另外有些玺文类似甲骨文的“凡”、“止”、“壬”、“川”、“工”、“三”、“日”、“曰”、“百”、“方”、“天”、“瓦”、“乙”、“仃”等,似乎较好辨识。当然,所谓可识的玺文,只是参照笔划近似的甲骨文帮助辨识,有的玺文,即便对照甲骨文,也无法辨识。如此看来,这些玺文比甲骨文还要古老,虽不载于后来的甲骨文,但肯定也是古时文字,只是因年久失传而湮灭不识了。之所以肯定为文字,一是因为刻在玺印上,只能理解为“玺文”;二是可以和新石器时期的陶文进行比较,这些玺文和史前陶文很多雷同。如类似拉丁字母的A、H、I、K、F、U、T、Y等,在史前陶文中均有迹可寻。看这些玺文与那些史前陶文如出一辙,很多玺文在陶文中都能找到。有史前陶文作证,这批古玺当为史前古玺。至于这些玺文的准确含义,当如陶文一样尚待研究破解。颇为可惜的是,其中几方玉玺,经几千年的磨蚀,玺文已模糊不辨了。

通过以上玺纽和玺文考证,可基本将这批古玉玺断定为史前的古玉玺。由此实物作证,玺印的起源当为史前的新石器时代。若以陶文出现的年代为参照,那这些酷似陶文的玺文可证,这批古玺的成器也在六七千年以上,因此说,中国玺印的起源远远早于印度印章,可谓世界最早的玉石玺印。

四、结语

由以上史前古玉玺的考证,可知中国在玉石上雕刻文字的历史源远流长。后代专称在玺印上刻字为“篆刻”,其实,“篆”字为后起字。“篆”为“竹”字头,义为在竹简上刻字,而“篆”字的前身则为“瑑”,从“玉”,在玉石上雕琢花纹“彖”,方为“瑑”。后来竹简取代玉石成为通行书写用具,“瑑”字的形意偏旁“玉”改为“竹”,变成竹字头的“篆”了。由“瑑”到“篆”的文字变迁,亦可知玺印的早期形态应为玉石刻制,玺印的起源应上溯到史前的新石器时期。

 

参考文献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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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:(附图若不显示,请看本博相册《论文附图》分册)

【稽古探源】中国玺印探源 - 尚古玉 - 尚古玉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附图1史前玉玺及玺文

【稽古探源】中国玺印探源 - 尚古玉 - 尚古玉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附图2史前仰韶文化陶文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1年10月于济南“尚古玉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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