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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稽古探源】 “玉鼓”考识(下)  

2013-03-15 10:50:44|  分类: 稽古探源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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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稽古探源】“玉鼓”考识(下)⊙尚古玉


三、“鼓”之形制

鼓的形制,包括鼓体的形状(粗、细、长、短、圆、方、扁等),鼓面的兽皮(鳄、鹿、牛、马、羊、猪等),鼓框的材料(陶、木、骨、石、玉、瓷等)。《山海经》载有“夔皮鼓”,《诗经》记有“鼍鼓”、“鼗鼓”、“悬鼓”、“鼛鼓”、鼓”、“贲鼓”。《周礼》记有“雷鼓”、“灵鼓”、“路鼓”、“鼖鼓”、“鼛鼓”、“晋鼓”、“金鼓”。《礼记》记有“土鼓”,建鼓”、“南鼓”、“应鼙”、“朔鼙”、“足鼓”、楹鼓”、“悬鼓”。《吕氏春秋》记有“麋皮缶鼓”。汉后的史书中又增加了“雅鼓”、“节鼓”、“相鼓”、“树鼓”、“铜鼓”、“木鼓”、“革鼓”、“竹鼓”、“傩鼓”“神鼓”“社鼓”跨鼓”、“花鼓”、腰鼓”、“羯鼓”、“狼鼓”、“渔鼓”、“图鼓”、“涛鼓”、“亩鼓”、“与鼓”、“是鼓”、“忒鼓”、“同鼓”、“书鼓”、“点鼓”、“战鼓”、“板鼓”、“排鼓”、“琴鼓”、“旋鼓”、“杖鼓”、“长鼓”、“蜂鼓”、“拍鼓”、“正鼓”、“边鼓”、“猎鼓”、“环鼓”、“大鼓”,“月鼓”,“打鼓”,“四鼓”,“套鼓”、“篇鼓”、“铃鼓”、“抓鼓”、齐鼓”、“魏鼓”、“檐鼓”、“连鼓”、“桴鼓”、“花盆鼓”、“都昙鼓”、“毛员鼓”、“答腊鼓”、“鸡娄鼓”、“大堂鼓”、“八音鼓”、“八仙鼓”、“喇叭鼓”、“细腰鼓”、“象脚鼓”、“两面鼓”、“太平鼓”、萨满鼓”、“双筒皮鼓”等等。

这些不同名称的鼓,有的是根据鼓体的形状或置放的形式命名,如足鼓、长鼓、鼗鼓、腰鼓、排鼓、环鼓、楹鼓、悬鼓、建鼓、象脚鼓、花盆鼓、两面鼓等;有的是根据演奏方法命名,如节鼓、点鼓、雅鼓、琴鼓、拍鼓、边鼓、板鼓、八音鼓等;有的是根据各种场合的用途命名,如灵鼓、路鼓、战鼓、傩鼓、神鼓、社鼓、大堂鼓、太平鼓等;还有的则是根据制作材料命名,如鼍鼓、土鼓、革鼓、羯鼓、树鼓、木鼓、铜鼓、竹鼓、双筒皮鼓等,从这些众多的鼓名就可以看出“鼓”是最古老的中华民族乐器,历史最长,应用最广,因而种类也最多。

据目前考古资料所见,中国最早的“鼓”,是1986年在甘肃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期遗址出土的距今约8000年的“陶鼓”,古称“土鼓”(图2)。该器为泥质黄陶,高65厘米,直径20厘米,直口圆迭唇,深腹平底,口沿外部附加四个角状倒勾纽,用于輓挂兽皮鼓面。若将口部蒙以兽皮置于平地正可屈膝而鼓之,它与山西、青海、甘肃等地出土的喇叭形陶鼓的形制和用途大致相同。

1985年,山东省广饶县五村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,出土了距今5000多年的“陶鼓”。该器为泥质红陶,高50.5厘米,口径27厘米,器身中部略细呈桶状,下腹折收为小平底。口沿外均匀排列13个鞔挂兽皮用的凸钮,(当然兽皮已朽蚀殆尽),腹部及底面有11个直径约0.7厘米的圆形出音孔(见图3)。

《礼记·明堂位》:“夏后氏足鼓,殷楹鼓,周悬鼓。”《宋史·志》:“夏加四足,谓之足鼓;商贯之以柱,谓之楹鼓;周悬而击之,谓之悬鼓。”可知夏代的鼓为有足落地的“足鼓”,商代的鼓似为固定在柱子上的“楹鼓”,周代的鼓则为上方悬挂的“悬鼓”。从史前几种陶鼓的制作特征看,它们多属于单面蒙皮而置地演奏的“单面鼓”。看这些陶鼓,底面实底若陶罐,基本为史前新石器时代的“缶鼓”。夏代以后的所谓“足鼓”,在此基础上略加改进,也不过为或实或空的“圈足”而已,并非象后代的“足鼓”底下伸出几只“足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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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图23大地湾、大汶口史前陶鼓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4商代陶鼓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5商代铜鼓

 

1974年在福建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,发现了商代的陶鼓(见图4),鼓体横置,下有圈足,可以落地,上有把手,也可悬挂。此鼓的外观造型与1977年湖北崇阳白霓出土的商晚期兽面纹双面铜鼓基本一致(见图5),鼓体圆形,底有足可横置,两端为鼓面,下有方形鼓座,上有横梁,中心一孔,可将鼓吊起。鼓高75.5厘米、面径39.5厘米。此鼓可平放打,亦可悬吊打击。鼓身、鼓座均饰兽面纹。鼓面边缘铸有三排小乳钉,大概是仿造木鼓造型的礼器,表示鼓面兽皮可用乳钉固定。此类横置的圆鼓,既可落地为“足鼓”,也可悬挂为“悬鼓”,一般多用木料制作,中穿竖干,落地使用,远观若树上挂鼓,因而又称“楹鼓”或“树鼓”。可能因为古称通天的大树为“建木”,而置于“建木”之上的“天鼓”故又称“建鼓”。此类“建鼓”的形状,汉代画像石上刻画甚多,堪为古代礼乐重器。

《周礼·春官·龠章》:“掌土鼓豳龠。”东汉郑玄注:“杜子春云,土鼓,以瓦为框,以革为两面,可击之。”亦如《吕氏春秋·古乐篇》所言:“乃以麋革置缶而鼓之”。可见所谓“土鼓”,即用陶土制的“瓦缶”类筒框,端面蒙上兽皮“革”,可敲击作响。因做鼓必须蒙“革”,所以周代制鼓匠人便称之“韗人”。

《周礼·考工记·韗人》:“韗人为皋陶,长六尺有六寸,左右端广六寸,中尺,厚三寸,穹者三之一,上三正。鼓长八尺,鼓四尺,中围加三之一,谓之鼖鼓。为皋鼓,长寻有四尺,鼓四尺,倨句磬折。凡冒鼓;必以启蛰之日,良鼓瑕如积环。鼓大而短,则其声疾而短闻;鼓小而长,则其声舒而远闻。”郑玄注:“启蛰,孟春之中也。蛰虫始闻雷声而动,鼓所取象也。”

皋陶是舜帝时代的大臣,掌管刑法诉讼,传说曾帮大禹治水,并善治陶器和“鼓”类乐器。既然说“韗人为皋陶”,估计皋陶时的“皋鼓”,应为“陶鼓”或“土鼓”。上文中所说的长达六尺或八尺的鼓,可能为皋陶传人“韗人”们后做的“木鼓”之类。所谓“冒鼓”,就是用“皮革”蒙固“鼓面”。至于“凡冒鼓,必以启蛰之日”的说法,大概有“天鼓”声若春雷以唤醒万物之意。

古时蒙鼓的“皮革”,《山海经》说用一种如龙的神兽“夔牛”之皮;《诗经》和《吕氏春秋》则说用“”之皮,帝尧时又用“麋鹿”之皮。后代做鼓面,很难找到“鼍皮”和“麋鹿皮”,一般都用较厚的牛皮做成“皮鼓”。当然后代也有不用兽皮蒙面、而用其它材料做鼓面的的鼓,如所谓的“北有皮鼓,南有銅鼓”,其“皮鼓”为北方中原古国以兽皮蒙面的“陶鼓”或“木鼓”;而“铜鼓”,则是中国南方地区制用的鼓体鼓面皆为铜质的鼓。

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存有商代铜矿遗址,并发现采矿的工具。湖北崇阳白霓又出土了商晚期双面铜鼓,证明商代南方已有成熟的铜鼓制作工艺了。另外古籍也有大量铜鼓的记载,如晋裴渊《广州記》:“俚僚铸铜为鼓,鼓唯高大为貴,面阔丈余,方以为奇。”唐刘恂《岭表录异》:“蛮夷之乐有铜鼓焉。……貞元中,骠国进乐有玉螺、铜鼓,即知南蛮酋首之家,皆有此鼓也。”南宋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:“其制如坐墩,而空其下,滿鼓皆细花纹,极工致,四角有小蟾蜍。”

根据考古发掘和民间征集的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古代铜鼓,形制都是高大的盆罐状或圆墩状,满身铸刻各种纹饰,包括云纹、雷纹、花纹、树纹以及各类动物形象,如饕餮兽面、龙、虎、牛、马、羊、鸟、蝉、鱼、龟、蛙等,基本属于古代氏族部落图腾造型,可见铜鼓多为氏族首领集合民众举行祭天祀神的礼仪所用。由此可知,南方的铜鼓与北方的“皮鼓”一样,其起源和原始用途都是宗教礼器,所以鼓身饰满神兽图腾形象。

青铜时代远远晚于石器时代,铜器的发明和应用当然晚于石器和陶器,铜鼓的造型也基本脱胎于陶鼓和石鼓,做成类似反扣的盆缶状。史载庄子“鼓盆而歌”,敲得就是反扣的盆底。盆罐类“瓦缶”,腹中空,易共振,敲击底面能发声响,这自然属于最原始的“缶鼓”。古代先民经过千百年的不断探索,最终选用轻薄而柔韧的兽皮取代陶土盆底,做出了规范的“皮鼓”。当然各地先民也曾用不同材料做鼓框,比如用树木截断掏空,或用玉石镂空,都可做成鼓框。后来又发明用竹木板材粘接拼成筒框的工艺,可以制作任意尺寸的鼓框,并一直沿用至今。制鼓的材料和工艺众多,但形制基本一致,即鼓框中空为圆腔、鼓口可蒙皮革。从“鼓”字的造型和演变也可看出鼓形特征。因“鼓”为最原始乐器,所以“鼓”字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。“鼓”的初文为“壴”,后旁加手执鼓槌的象形“攴”,而成“鼔”(见图6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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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图6甲骨文“”字与“鼔”字

 

甲骨文“壴”,即为“鼔”的象形,下边部分似为有“足”的“缶”形器皿;中间部分的“○、□、Θ、◎、⊙、曰”以及四角或六角的菱形,即为各种造型的“鼔框”。“鼔框”中心的圆圈或圆点,表示内腔为圆形。《玉篇》:“瓦为椌,革为面,可以击也”。“椌”即为中空的“鼔框”,“瓦为椌”即“陶土”做的“鼔框”;“革为面”即“皮革”做的“鼔面”。“鼔框”上面的“?、Ψ、屮、ㄓ”为朝下的箭头“”,表意“可以击也”;而“?、Ψ”亦有散发声响之意。后人解“屮、ㄓ”为表现鼔上面的装饰,实为变形歧义也。《说文解字·壴部》:“陈樂立而见也,从屮从豆。壴之属皆从壴。”汉代常见的是固立于木架上的“建鼓”,许慎明晓“壴(鼔)”在众乐器中的地位,所以将“樂”解为“陈立”之“壴”,即以“鼔”代表所有乐器。

为强调“”为打击乐器,甲骨文中又出现了“”旁加“”(即手执鼓槌之象形)的“鼔”字。这与金文和籀文中“鼔”字基本类似(见图7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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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图7金文、籀文、玺文、碑文“鼔”字

 

许慎未见甲骨文,但可能见过金文或籀文,所以《说文解字》中引用了籀文“鼔”。看“鼔”字右边的“攴”为“手执鼓槌”的象形。所以《说文解字·部》又说:“鼔,击鼔也。从攴从壴,壴亦声,公户切。

“鼔”字右边的“攴”,籀文又写作“支”,后来便出现“+支”的“鼓”字,即现在通用的“鼓”字。于是,《说文解字·壴部》又说:“鼓,郭也。春分之音,万物郭皮甲而出,故谓之鼓。从壴,支象其手击之也。《周礼》六鼓:雷鼓八面,灵鼓六面,路鼓四面,鼖鼓、臯鼓、晋鼓皆兩面。凡鼓之属皆从鼓。籀文鼓从古声,工戶切。”徐鍇注:“郭者,覆冒之意。”

《释名·释乐器》:“鼓,廓也。张皮以冒之,其中空也。”可知“郭”通“廓”, “中空”的“框廓”即“鼔框”;“冒”为“蒙覆”之意,端口蒙覆“皮革”,便做成“鼓”了。因“冒皮”之故,于是汉碑又出现另一个“鼓”字,即将“”右边的“支”转化为“皮”,而写作“皷”,表明为“皮面”之“鼓”。因此《集韻》纠正说:“俗作皷,非是。”但我们由“廓”和“皷”两字中可以看出,“廓”为侧重形容“鼓框”,“皷”则侧重表示“鼓面”。

“鼓面”的材料,包括各种大型兽类的“皮革”,“鼓框”材料也是多种多样。除了陶土质的“瓦缶”,还有树木、匏瓠、骨架、金属等材料,当然也应有用玉石雕刻的“鼓框”,因为玉石也属于可塑性材料,况且新石器时代已具备成熟的玉石加工工艺。“石鼓”已见先秦实物(见图8),“玉鼓”则较为罕见。根据官方公布资料,现仅见为数不多的几件玉鼓,一是故宫藏战国铭文玉编鼓(见图9),一组九件,满身雕刻螭龙饕餮纹;此组玉编鼓与先秦石鼓功能一样,都非实用乐器,而是象征性礼仪用品。另一件为西藏布达拉宫藏的“玉鼗鼓”(见图10),由两块碧玉粘合而成。腰部装饰镀金嵌宝石的腰带,腰带上面的两个环上栓系绒线小球,手抓腰部左右晃动,线球击鼓作响。“鼗鼓”为《周礼》所载古乐器,由此“玉鼗鼓”推断,远古时可能已有“玉鼗鼓”,并完全可以制作其它形制的“玉鼓”,如用玉石雕成空筒状,两端蒙固兽皮鼓面,鼓乐人以手拍拊鼓面作响。即便不用玉做成实用乐器,而做成象征性的礼器也行,但为何世间少见“玉鼓”、甚至史籍都少提“玉鼓”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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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图8先秦石鼓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9战国“玉编鼓”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10西藏“玉鼗鼓”

 

“玉鼓”之所以失传,主要因为古籍的阙载。古籍中不见“玉鼓”一词,所见者唯有“鼓”字。因“鼓”的制作工艺多为“冒皮”,而鼓音又是因“皮革”振动发出,所以古人特别注重“皮革”,于是将“鼓”列入“皮革”类而记载。如《周礼》中就将制“鼓”的工匠称为“韗人”即“蒙革人”,可见当时只重视蒙固鼓面的“皮革”,而并不记载多种多样的“鼓框”材料。汉碑出现的“皷”字,就是强调“皮革”。因而史籍上往往将“鼓”列入“皮革”类乐器,以至于“鼓”字几乎消失,取而代之的则是“皮”或“革”。

《国语·周语》:“金石以动之,丝竹以行之,诗以道之,歌以咏之,匏以宣之,瓦以赞之,革木以节之。”其中的“革”,无疑为“鼓”。

《周礼·春官·大师》:“大师掌六律六同,……皆播之以八音: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。”关于“八音”的具体解释可见《汉书》与《新唐书》。

《汉书·律历志上》:“八音:土曰埙,匏曰笙,皮曰鼓,竹曰管,丝曰弦,石曰磐,金曰钟,木曰柷。”

《新唐书·志·礼乐》:“凡乐八音,自汉以来,惟金以钟定律吕,故其制度最详,其余七者,史官不记。至唐,独宫县与登歌、鼓吹十二案乐器有数,其余皆略而不著,而其物名具在。八音:一曰金,为镈钟,为编钟,为歌钟,为錞,为铙,为镯,为铎。二曰石,为大磬,为编磬,为歌磬。三曰土,为壎,为緌,緌,大壎也。四曰革,为雷鼓,为灵鼓,为路鼓,皆有鼗;为建鼓,为鼗鼓,为县鼓,为节鼓,为拊,为相。五曰丝,为琴,为瑟,为颂瑟,颂瑟,筝也;为阮咸,为筑。六曰木,为柷,为敔,为雅,为应。七曰匏,为笙,为竽,为巢,巢,大笙也;为和,和,小笙也。八曰竹,为箫,为管,为篪,为笛,为舂牍。此其乐器也。”

《宋史·志·礼乐》:“革部十有二:曰晋鼓,曰建鼓,曰鼗鼓,曰雷鼓,曰雷鼗,曰灵鼓,曰灵鼗,曰路鼓,曰路鼗,曰雅鼓,曰相鼓,曰搏拊。其说以谓:凡言乐者,必曰钟鼓,盖钟为秋分之音而属阴,鼓为春分之音而属阳。金奏待鼓而后进者,雷发声而后群物皆鸣也;鼓复用金以节乐者,雷收声而后蛰虫坯户也。《周官》以晋鼓鼓金奏,阳为阴唱也。建鼓,少昊氏所造,以节众乐。夏加四足,谓之足鼓;商贯之以柱,谓之楹鼓;周悬而击之,谓之悬鼓。鼗者,鼓之兆也。天子锡诸侯乐,以柷将之;赐伯、子、男乐,以鼗将之。柷先众乐,鼗则先鼓而已。以雷鼓鼓天神,因天声以祀天也;以灵鼓鼓社祭,以天为神,则地为灵也;以路鼓鼓鬼享,人道之大也。以舞者迅疾,以雅节之,故曰雅鼓。相所以辅相于乐,今用节舞者之步,故曰相鼓。登歌今奏击拊,以革为之,实之以糠,升歌之鼓节也。”

可见自周代以来便把“鼓”归于“革”类乐器,最早的“击石拊石”的“石”,却被“石磬”专用,而同为玉石材质的“玉石罄(缶鼓)”已消失不见了。看“”一变为“鼔”,二变为“鼓”,三变为“皷”,四变为“皮”,五变为“革”,最终只见“革”而不见“壴”了。客观地讲,这注重“皮革”而不重视“鼓框”的原因,也算抓住了“鼓”的典型特征,即不管“鼓框”的材料为陶、石、玉、木、铜,都须蒙固“皮革”才能发出“鼓声”。重视“鼓面”固然不错,但由此也出现了忽视“鼓框”的问题,以至于史籍中关于“鼓框”的记载出现了缺失。现在根据考古发掘,证实了古籍记载的远古的“土缶鼓”,但“缶鼓”的材料不仅为“陶土”,还应有玉石质的“玉缶鼓”。因为远古时尚有“玉缶鼓”,以合“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罄之音”。

新石器时代的中国,正处于玉器时代,大汶口文化、红山文化、良渚文化、凌家滩文化、龙山文化、齐家文化等遗址,其部落首领及贵族墓葬中,均出土大量的玉器,证明远古王室贵族的“惟玉为葬”习俗。因为在金属冶炼技术成熟之前的几千年间,先民公认世间最美好、最宝贵的物质,莫过于光彩晶莹、坚韧永恒的玉石。献于神灵享用,或与神灵交通的宝物,惟有“通灵宝玉”。

《山海经?西山经》:“是有玉膏,其源沸沸汤汤,黄帝是食是飨……瑾瑜之玉为良,坚栗精密,浊泽而有光。五色发作,以和柔刚。天地鬼神,是食是飨。”

《尚书·舜典》:“肆类于上帝,禋于六宗,望于山川,遍于群神。辑五瑞。……修五礼五玉。”

《周礼·春官》:“以玉作六器,以礼天地四方。以苍璧礼天,以黄琮礼地,以青圭礼东方,以赤璋礼南方,以白琥礼西方,以玄璜礼北方。皆有牲币,各放其器之色。以天产作阴德,以中礼防之;以地产作阳德,以和乐防之。以礼乐合天地之化,百物之产,以事鬼神,以谐万民,以致百物。凡祀大神、享大鬼、祭大示,帅执事而卜日,宿□涤濯,莅玉鬯,省牲镬,奉玉齍,诏大号,治其大礼,诏相王之大礼。”

可见自尧舜至商周,凡是礼敬上帝神灵的器物必须用玉制做,以体现“以玉事神”(《说文解字》)的宗教礼仪。中国原始宗教为道教,有道观楹联曰:“击金钟群仙聚会,敲玉鼓万神来朝”。古代“玉鼓”不应单是乐器或陈设,从原始部落民族对“鼓”的应用以及《周礼》中成套“鼓乐”建制来看,“玉鼓”本为部落首领或帝王的专用通神礼器,象征着高贵的地位、权力及财富。原始部落首领身兼大巫师,古代帝王也号称“天子”即“天神之子”,其专用的“鼓乐”即为祭祀天神乐舞的主要乐器,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罄之音”、“以礼乐合天地之化”,即应理解为沟通天神的“玉鼓”之音。中国的玉器制作自兴隆洼文化以来,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,“玉鼓”的制作工艺早已成熟。所以,远古时没有“玉鼓”不可思议,哪怕是象征性的礼器“玉鼓”也应存在。比如笔者收藏的几件史前“玉鼓”,即可证明远古时代曾有“玉鼓”存在(见图11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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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图11笔者藏品“史前玉鼓”

 

细看这些“玉鼓”的材质、造型、纹饰、工艺、沁色等,明显为史前古玉无疑。这些“玉鼓”的大、小、长、短、粗、细不一,但共同特点是外形“圆鼓”而内腔“圆空”,有的端口甚至雕出弦纹,以示可以蒙固鼓面,若两端蒙皮,定能拍击作响。而且,由于粗、细、长、短的形制不同,还可发出高低不同的音色。观其鼓身雕刻纹饰,有红山文化玉勾龙,有良渚文化神面徽,有羊图腾兽首,可知这些“玉鼓”兼有“礼神”之功能,鸣其鼓声当为“上帝玉罄(缶鼓)之音”。

这些“玉鼓”属于比较典型的“圆鼓”造型,与今人所见的现代“木鼓”形状一致,人们一般不会提出异议。但古代“鼓”的造型多种多样,“鼓体”并非都是长筒形,还有不少粗扁形的,类似现代常见的扁圆的“堂鼓”。而鼓身的外形也并非都是圆形,看甲骨文“”字中的“鼔框”形状便知,其外形轮廓除了圆形之外,还有三棱、四棱、六棱形等,而最多的似为四棱方形。所以,鼓身不管是圆柱体,还是方柱体、多棱体,只要是内腔“中空”,可蒙皮敲响,都可算作“玉鼓”。“鼓腔”做成“圆腔”,可保最佳音响效果,所以鼓体随形多为“圆腔圆柱体”。特别是落地竖置的“单面鼓”,如早期的“陶鼓”,多为圆筒形。其后先民又发明出“双面鼓”,演奏时必须横置,因此“鼓框”外形便做成了方形或六棱形,使外廓局部出现平面,以便横置稳当。所以,鼓体不仅有圆柱体,还有方柱体、棱柱体等多种“柱体”。虽然“柱体”形式多样,但其内腔则仍为“圆腔”,因此,概括“鼓”的基本特征,可谓“圆腔柱体”。由此,我们若拓宽视野,寻找那些“圆腔柱体”的“玉鼓”,定然会发现众多的古代“玉鼓”,那就是古代遗址出土甚多、后人不识为何物而一直被误称的所谓“玉琮”。

关于“玉琮”本为“玉鼓”的详细考证,请见笔者另文《“琮”本“玉鼓”论》。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133月于济南“尚古玉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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